那天，在有义乌政府代表在场，出货方、Deepak、使领馆三方会议中，他们眼睁睁看Deepak被使领馆工作人员带走。随后，2011年12月底，宋文辉被起诉，理由是他在追讨欠款过程中行为过激，“进去”了13天，至今被限制出境。
宋文辉对记者说，他承认自己某些行为的失当，但“我想拿回自己的钱，这有什么错？”
死结
因为“达不到诈骗的立案标准”，宋文辉和其余15家经营户只能进行民事起诉。官司赢了，但“经查Deepak在境内名下没有财产，判决书上的经济赔偿无从执行”。
被欠的款要不回，欠别人的又逃不掉，为偿还厂家货款，宋文辉卖掉房子、车子，五年努力付之东流。
今年8月，渐渐接受现实的宋文辉重新上班，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做起了中间人的老本行。工作之余，他会回当初决定单干时租下的办公室上网，这间交了两年房租的套间严格意义上只开业了两个月，之后宋便陷入与Deepak的纠缠中。
如今，这里成了网络室，也成了宋文辉坚持维权的一座孤岛。他将表弟注册的为自己鸣不平的微博拿过来自己打理，给自己认为“有用”的大V一遍遍发私信，有时发一天没人理，他的心便黯淡下来，让自己认命，有时转发多一些，他又燃起一点希望，向每一位转发者致谢。日子就在忽明忽暗的心境中悄然流逝。
今年4月和9月，宋文辉又成了被告。告他的是被拖欠货款的厂家。宋文辉说“是我拖累了他们，但现在我确实没办法。”若有厂家找他还钱，他只能将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如果是几个一起来，只能谁急先给谁。
在走访义乌的几天里，许多中间人都告诉记者，由于逃单太容易，即便抓到也不用负刑事责任，大不了还款。老老实实做贸易，五年不过赚个一千万，若是逃单成功，一次性就能净挣这么多，还没有经营的辛苦，如此方便如此多利，试问多少人能经受住诱惑？
对此，当地部门与企业主都想了办法。比如搭建了贸易预警平台，将有过不良记录的商人或公司名挂出来以警示他人。再比如企业主之间建立沟通群，对不良商贩信息及预防措施及时通报。这种以代价换教训的名单背后，是每增加一个名字都预示着又有多一个人蒙受巨额损失。况且，正如许多中间人所说，谁能保证名单上的人不会指使他人，自己做幕后老板。
如今的宋文辉，已经能条理清晰地分析Deepak律师的抗辩，比如“你们的货单怎么没有统一的”；“你们货单上只有签名没有签收地，这个应该不属于义乌管辖，应该到被告（Deepak）的住所地起诉，就是去印度起诉”；“你们有的制表人怎么自己没有签字，这不能证明单据是真的”……从中发现自己经营的漏洞，甚至还能指出对方律师的不妥之处。
然后他又陷入了一个死结：“不是我不想做得更规范，是因为大家都那么干，你抠得太死，会被市场淘汰的。”
——然而，随大流并不能保证他的不被淘汰，比如这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