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辉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叫来成为旁观者，但所有的细节都在提醒暗示，如果再不决定，订单就要飞了，Deepak还有很多选择！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市场越成熟，相应的各种程序也会更严谨，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义乌中间人践行的却是另一套“短平快”的交易准则：对合同常识知之甚少，需要签合同了就从旁边随便拷贝一个过来，改改收货人和日期；没有交易必备的双方资质认证——包括宋文辉在内的所有中间人都清楚，Deepak在国内没有注册公司，也就是说，一旦有经济纠纷，取证和界定都相当困难。
说到底，还是因为宋文辉们的货品属于附加值不高、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品。义乌小商品经营户们竞争激烈，更低的价格和更长账期成了单一又恶性的竞争手段。
办公现场无形的压力、市场长期的恶劣竞争环境压垮了宋文辉的心理防线。他同意了给账期，先后向Deepak发了412万元的货。想想不放心，他隔三岔五就去Deepak的公司转转，看见公司运作正常才能安心回自己办公室上班，他甚至嘱托住在Deepak公司附近的表弟随时留意着，有任何异动马上通知他。
2011年12月14日晚上11点左右，电话响了，同行告诉宋文辉，Deepak跑了。之后还说了什么，宋文辉没再能听进去一句。
失控
宋文辉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他陆续收回了105万元货款。就在14日当天，他的户头还收到30万元呢。
赶到Deepak的办公室，已经有15家供货商在门口乱作一团了。大家一说开，原来Deepak对很多供应商许诺的账期都是14号前后，货款加起来有1000万元之多。很明显，这不是什么经营不善，而是恶意逃单。
宋文辉仍在不停摇头。让他一点一点绝望的是，他开始遵循各种线索想证明Deepak“不是”，而所有线索都指向“是”。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大家发现，Deepak拿过去的货，都是以低于拿货价卖出的；宋等人被邀请参观的广州别墅，原来是租的；Deepak及其同伙还同时在广州上演类似的戏码，在广州市场上，拖欠的货款也在1000万元左右。
事情已经很明显。大家开始兵分多路对Deepak进行全城追寻，终于拦下了人。向当地经侦大队报案，得到的答复是，“达不到诈骗的立案标准，人在这里，你问他要就是了”。
遭遇恶意逃单的故事在当地有很多。宋文辉听说不久前，有个同行在追讨过程中略加恐吓，对方一怕就还了钱。因为英文极佳，宋文辉被经营户推选出来，依样画葫芦，开着车把Deepak载到义乌郊外一个水库边，声称若不还钱，就会耍狠。
之后印度领事馆的介入，让这个简单的事件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就在僵持的几日里，Deepak在广州原本说要来义乌还清欠款的同伴已出走境外，不见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