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差距依然存在。哪怕是现在，中国仍然会用国家权力来打击重要领域中的私人财产权，比如在银行、证券和其他服务行业中。
相反，德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依赖于竞争秩序的建立和保持，这样的秩序可以推动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西德自从建国起就强调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竞争秩序在德国起源于弗莱堡学派，这是德国早期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来源。还有两个重要资源是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瓦尔特·欧根是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他强调，竞争秩序的建立是通往繁荣的唯一之路。竞争秩序的规则包括：汇率稳定、私人财产权、开放市场、自由合同、债务还有经济政策的持续性。市场经济和竞争秩序一起为德国经济奇迹打下了直接而稳定的基础。
中国的所作所为可以被视为对德国早期社会市场经济的模仿，但它所构建的竞争秩序仍然有很大的缺陷。即便如此，这一不良的竞争秩序仍然为企业家精神大规模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与中国相似的印度经济曾经一度严重依赖农业。从1947年到1991年的社会民主政治中演化而来。当时的经济特点是大范围的规则、保护主义、公有制、腐败和发展缓慢。1991年的经济改革改变了经济政策，更加有利于国企私有化和增强竞争、加大投资。1991年以来，随着持续不断的经济自由化程度加深，印度在朝市场经济发展的路上迈进。当时的焦点从以效率为中心向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服务为中心过渡。2000年经济改革的复兴和更好的经济政策推动了印度经济增长率。近几年，印度的一些城市开始对商业和经济解除管制，它的经济扩展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在2008年，印度一度成为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印度奇迹和中国奇迹对比的背后，是印度和中国有意抑或无意地更加接近、互相模仿欧根塑造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在德国和美国已经得到了加强。实际上，这条路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繁荣和发展的必经之路。
齐心协力，打造更好的未来
近期，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愈演愈烈，其特征是经济自由和政治控制的结合。但是，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模式背后有一个西方模式在起作用，这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模式可能是个幻影。
要完全解放生产力，中国必须抛弃特别的、选择性的改革方式：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汇率，保护财产权利，开放市场，增强合同自由度，加强个人和企业责任，实行公平公正的经济政策。这些举措都预示着中国将会实行政治改革，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考察时也提到此说。没有政治改革，中国不太可能会有更高的人均GDP收入。
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没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不会有像中国今天所经历的这种障碍。它应该降低任何形式的贸易壁垒，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有三：
一、将贸易自由化写入WTO框架；
二、促进地区经济整合，以及中印内部市场的形成，通过扩大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来巩固上述内部市场（避免建立一个只考虑“内部”而忽略“外部”的保护主义者阵营）；
三、在国家内部强调单方面的贸易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