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的剪刀差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贸易壁垒。尽管印度的经济比中国要开放很多，但还是不够。2009年，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110亿美元，而中国出口印度超过270亿美元。贸易差额在2010年扩大到200亿美元。印度政府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逐渐增长的贸易赤字。2010年早些时候，印度提出一系列增加对中国出口的方式：比如，解除一些税收或非税收的壁垒（这些壁垒曾经限制中国从印度电厂进口设备）；解除印度香米、水果和蔬菜的出口限制；从印度出口更多的IT服务，让印度的电视台落户中国；出口更多的印度电影；去掉一些程序上的流程限制，比如，缩短和简化印度医药公司办执照所需要的时间和程序。
但印度威胁说，如果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没有降低赤字，也没有朝双边贸易的平衡发展做出努力，印度将会采取报复性措施。2010年7月，印度政府发表声明，鉴于安全原因，实行贸易禁运，其中涉及26家公司，包括华为、联想和中兴在内的25家中国公司榜上有名，剩下的Comverse是一家以色列公司。
于是，“囚徒的困境”出现了，在此情境中，双方都选择了最坏的解决方式，它们没有采用一种双赢的策略。所谓双赢，意味着降低或者解除贸易壁垒，达到更多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增加双方进出口额。
向历史学习，向西欧求教
谈到贸易的互惠互利，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印两国都不缺明智之举；而如今，两国显然都没有学到历史的精髓。中国古老的哲学家孟子提倡劳动力的分散和不同贸易之间的交换。他预见了劳动力分散对经济运行的必要性，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叫做资源优化配置。亚当·斯密的经典原理便是建立在他对物物交换带来的利益的解释基础之上，在古希腊，katallassen和katallattein这两个词意不仅是“交换”，还包括“将其纳入社区”和“化敌为友（允许对方进入自己的地盘）”。
而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往来更多是消极的。
根据中国的哲学观点，万事万物中都有阴阳，“阴”代表消极的一面，“阳”代表积极。阴阳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中印关系也是这样。西欧历史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即在贸易竞争中获取和平和繁荣。显然，印度和中国还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
印度和中国要从欧洲学的第一课是“贸易带来和平”。欧洲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大陆成为血腥的战场，然而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煤炭钢铁联合会（European Community of Coal and Steel）让两次冲突结合在了一起，它们注重经济发展和合作，使西欧成为了世界最和平的地方之一。背后的逻辑是功能主义视角的，也就是katallassein—贸易带来和平和繁荣。战败者德国也被包含在了欧洲经济重组计划中—以前的冲突方变成了政治和贸易伙伴。
1988年，吉拉夫·甘地凭借其个人的勇气，在巨大的国内压力下访问中国，在中印外交关系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一举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国和印度的安全，并且为中印两国贸易发展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