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名而弃利，王石的身份看起来错位，以商人之身追求儒生的价值。但翻阅王石的众多著述，确实可以清晰地看到，王石是一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与素养的企业家。他大谈科学、理性，大谈修齐治平，其实并不突兀。
吴晓波为王石新书《大道当然》作序，以一段“煽情”文字结尾：“在南方小镇深圳，这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然后，他醒来，行走，挣扎，一路远足至今，仍在走向新的不确定。”王石，虽然“少时贫瘠”，“青春荒芜”，但无论从出身、还是去深圳创业前的经历来看，他都是那个时代不折不扣的“精英阶层”的一员。在这一点上，王石同比他晚一些下海的“92派”企业家非常类似。92派，大多是那个年代稀有的名牌大学生，天之骄子，毕业后混迹于省部级国家机关、科研院所等，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
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文化传统，在晚清、民国时期遭到严重冲击，随着当时市场经济的逐步实现，甚至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了。但上世纪50年代起政治重新集权化、计划经济大一统之后，这个传统等级秩序很大程度上又复活了，只是“干部”这个新的精英等级代替了传统士大夫。92派人士，这些“国家干部”下海经商，一开始实际上并不具有纯粹的商人意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与文化抱负下海的。如92派的代表人物陈东升就曾自述，80年代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策划“中国企业500强”评选活动后，他意识到：“什么科技救国、教育救国，都是虚言，只有实业救国一途，拥有多少跨国公司才是屹立于世界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没有经济，就没有一切。”
如“92派”这一代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精英分子，即使做了成功的商人，单纯的金钱与私人生活享受也难以满足他们，他们往往“忧国忧民”，追求“大我”，喜好宏大叙事，乐于介入公共生活，影响公众。这在一方面可以褒扬为有崇高的公共精神、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是潜存在他们身上的旧意识形态的本能反应，背后有政治权力弥散与个体意识匮乏的阴影。
与92派类似，读《大卫·科波菲尔》、汤因比《历史研究》以及马克斯·韦伯的王石，他以后的所作所为，也无法褪去时代与身份的烙印。甚至，他比92派那些人走得更远。
1980年代，严酷的禁锢日渐消散，尼采式的意志主义一时风行，“科学的春天”来临，思想界开始高唱蓝色文明，启蒙主义与“文艺复兴”话语成为时髦。这一切，成为王石那一代“先进青年”无法去除的精神底色。征服自然，征服自我，探索世界，学习西方，长江漂流，穿越罗布泊，神农架找野人，特异功能人，春晚留学生祝福祖国，这就是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即使在多年后名满天下的王石身上，我们仍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印记，那个时代的渴望。
一个精致的1980年代弄潮儿，青春不再骚动，他渐渐进化出布尔乔亚范儿，他是启蒙企业家，企业界的胡适之，一代名士，他没有“原罪”，他是万人瞩目的国民偶像。平心而论，当年王石把本应分得的40%的万科股份归公，确实是非同一般的魄力，非有强大的自律能力不能为之。取名弃利，如此决绝，命运之神也该对他万般眷顾。好名近伪，大奸似忠，名教中人向来难免这种非议、镜鉴。以商人身份做名教中人，名声好到要“贴墙上”的王石，自然也难免这样的质疑。
